导 语
九十年前那场远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争，对今天的我们意味着什么？1936至1939年，西班牙遭遇佛朗哥发动的法西斯叛乱。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志愿者——美国的店员、英国的工人、加拿大的医生，以及世界各地的流亡者和有志青年——跨越重洋集结于西班牙，组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支真正国际主义的军队。他们最终战败了，但他们用生命守护过的事业并未消逝。在二战的反法西斯战场上，在战后世界各地的劳工运动、民权运动、解放斗争中，国际主义的精神薪火相传，至今未灭。
本文编译自维克多· 格罗斯曼(Victor Grossman,1928—2025)编著的《非凡的马德里》(Madrid, Du Wanderbar!)。此书由格罗斯曼多方搜集材料，包括已出版的回忆录、新闻档案、口述资料等等，并加以摘录与解说，再现了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过程。本次我们选译了格罗斯曼为本书所写的前言，以及三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回忆。通过亲历者的视角，为读者呈现那段闪耀着理想主义光辉的战斗岁月。
格罗斯曼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国际主义战士。2024年2月，96岁高龄的格罗斯曼曾做客诚食讲座【编者注：点击标题《悼念格罗斯曼 | 美国“叛逃者”在东德的社会主义见闻》，可阅读本次讲座的文字稿】，与中国观众分享自己亲历二十世纪的经验与反思。2025年，老爷爷离我们而去。本次我们编译推送他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把他搜集编写的国际志愿者故事带给中文读者。希望在跨国资本主义的版图之外，重新点亮那个由全世界劳动者共同参与构建的“另一个世界”，并以此纪念我们远方的同志。
国际左翼的火种在代际间传承不息。维克多·格罗斯曼的儿子蒂莫西·格罗斯曼(Timothy Grossman)是一名文化工作者。他自小生活在东德，对社会主义政治和文化有着切身而深入的思考。5月10号（下周日）晚上7点半，我们将邀请蒂莫西·格罗斯曼做客诚食讲座，听他讲述作为一名左翼电影人在东德的工作与生活，敬请期待。
作者｜维克多·格罗斯曼（Victor Grossman，原名Stephen Wechsler，1928—2025），德国左翼记者、作家。
翻译 |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一苇译园翻译工作坊：马晓冬、曹瀛月、贺炜匀、张偲艺、郑修贤、李仪萱、张鑫悦
责编｜青松
后台排版｜净怡
维克多·格罗斯曼 | 图片来源：monthlyreview.org
维克多·格罗斯曼1928年出生于美国纽约，1945年入读哈佛大学，后加入美国共产党。毕业后成为工人，投身工人运动。朝鲜战争爆发后被征入美军并派往西德，期间为逃往东德，当过工人、记者，此后一直居住在德国。他基于自身经历写就了两部作品，《过河：对美国左翼、冷战和东德生活的回忆》（2003）和《一位社会主义叛逃者：从哈佛大学到卡尔·马克思大道》（2019），向世人展现真实的东德图景。晚年致力于搜集、摘录与解说西班牙内战亲历者的回忆，编写《非凡的马德里》一书。
维克多·格罗斯曼：
我为什么编写这本书？
读者也许会问：“我为什么要关心九十年前在西班牙发生的事呢？那时可能连我的祖父母都尚未出生？”
我首先会回答：很多人看有关西部拓荒、美国内战、两次世界大战，甚至有关古英格兰或古罗马的电影——只要它们有意思，富于戏剧性，令人激动，包含悬疑、人情味或些许幽默。对某些人来说，要是能流点眼泪就更好。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的故事完全符合这些特征——尽管我们得承认，对任何有心的人而言，那里包含的更多是眼泪，而不是欢笑。然而，也是对任何有心的、以及有清醒头脑的人而言，它能够激发诸种情感——我衷心相信，这些情感既是可贵的，又是有益的。
当然，我也是有个人偏向的：这个主题始终触动我的心灵，自然地推动我编成这本书。我八九岁时，就与表哥在纽约时代广场一起散发传单和募捐，嘴里还喊着“保卫马德里”或“援助西班牙”。在那些年的五一大游行中，我见过成群的人们，他们曾在西班牙参战并幸存下来，他们投身其中的战斗却最终悲壮地失败了。不久之后，他们所竭力阻止的二战蹂躏了世界并杀害了千百万人，若我早生一年，也会被卷入其中。
1945年，我成了一名大学生，加入了一个为西班牙内战受害者募捐的组织，并有幸得以在19岁时去了欧洲，在那里遇到许多年轻人。他们在孩童时期——有的和父母一起，有的失去了父母——逃离了佛朗哥掌权后的血腥独裁。这些孩子，不少是孤儿，却不得不去辗转适应异国的生活，适应各种差异性的语言和文化。
仍然是在学生时代，我也和其他人一起在哈佛院子中游行，携带标语，抵制佛朗哥掌控下的西班牙进入刚诞生不久的联合国，因为他的统治建立在流血、折磨和断头台的杀戮之上。又一次，赢的是他，输的却是我们。又一次，主要是由于外国势力的支持：杜鲁门领导的美国政府，以在西班牙设立空军和海军基地为交换促使联合国接受佛朗哥。
凡此种种令人失望的经历，都让我感到必须逃离自己令人压抑的国家。我成功在东德安下身并建立了自己的家庭。1961年，在东德举办了一场国际会议，与会者是曾经在西班牙参战的不同国家的志愿者。作为德英双语的口译者，我服务于美国参会者，结识了其中一些人，他们曾在自己的青春岁月展现出惊人的勇气，冒死赴西班牙作战。
我也结识了有同样壮举的德国志愿者，并加入了他们的团体，在这些团体中包含着和我一样的人们，我们的心始终与英勇失败了的西班牙共和国同在。在佛朗哥死亡、其独裁统治最终倒台后，我终于有机会和他们一起到访西班牙。每年的纪念聚会和仪式上，在西班牙内战的昔日战场，我们遇到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丹麦、古巴、波兰、苏联——以及西班牙——的彼此相似的人们，和他们结下友谊，这让西班牙对我有了更多的意义。
那些曾经战斗过的人们已经逝去了，我在这本书中努力保存他们的姓名、他们的看法和经验。本书难免更多引用来自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材料——它们对我来说最易获得。但我认为这不要紧，因为超过50个国家的男男女女曾经有着相同的意愿，且大多数人终生如此。
对我来说，除了钦佩其伟大的个人勇气，我还从他们的经历中得到了重要的启示。其一是国际主义的启示，即相信所有国家和国籍的人民——美国人、德国人、中国人、玻利维亚人或保加利亚人、利比亚人或西伯利亚人、爪哇人或牙买加人——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应得到我们的尊重、我们的兄弟姐妹之谊；也许同样应引起我们的兴趣和好奇，我们对其苦难的同情和对其成功的欣喜，甚至应得到我们实际行动的支持。尤其是，我总觉得这类感情最强烈的人就是这个世界的劳动者们——那些种田、采掘、（不破坏生态的）打鱼、制造、建筑、发明、运输、售货或者打扫卫生的人们。而那些最大野心即增加个人财富的人，则显然更缺少温暖和同情心。他们从他人手中榨取财富以满足自己的奢欲、充实自己的账户，全不顾及可能带来的贫困与苦难，也不考虑益发紧迫、危险的毁灭与冲突。
从西班牙内战的国际志愿者那里，我获得的第二项启示是对法西斯主义的憎恶。对金钱、支配力和权力的贪婪，正是1936年佛朗哥将军与其支持者的原动力，而法西斯主义不过是这种贪婪最极端、最强烈的表现。
第三是志愿者们高度的个人奉献。他们亲身加入西班牙人民、与之并肩战斗。我经常会想，如果当时再年长10岁，我能否也有胆量为西班牙而战？
我认为这三个启示在今日仍如在1936-1939年间一样重要，这促使我先用德语、继而用英语编出这本书。除了西班牙内战传递的不同层面的启示，我也试着抓住其中的戏剧性和悬念，且截取的选文大都简短、以方便你们阅读。此外，伴随着这本书的，也有偶尔的微笑，甚至一两次大笑；以及不可避免的许多泪水。希望你们喜欢。
欧文·法扬斯：前往西班牙
战争初期，对于那些本就居住在法国或能够顺利抵达法国的志愿者而言——包括从意大利、德国等反动或法西斯政权下逃离的流亡者——前往西班牙相对容易。他们只需登上火车即可。但此后，法国决定关闭与西班牙的边境。对于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志愿者来说——其中一些人来自遥远的智利、南非、中国和澳大利亚——这段旅途变得异常艰难。一切行动都不得不借助非法途径秘密进行。欧文·法扬斯(Irving Fajans)以幽默的笔触，讲述他如何从巴黎前往里昂——那只是漫长旅途中的一站。
欧文·法扬斯（1916–1968），美国电影剪辑师和政治活动家。他于1932年加入美国青年共产主义联盟。西班牙内战期间加入林肯纵队作战并负伤 | 图片来源：Wikipedia
我们下了火车，布奇(Butch)急匆匆地去联络。站台立刻挤满了下车的志愿者。那些匆忙赶到车厢踏板旁准备服务的行李搬运工，疑惑地退了回去——只见一个接一个人走下车来，手里连个过夜用的小提包都没有。其他早起的人，面对这群跺着脚、揉着脸、拍打着衣服的游客“入侵”，保持着友好但有所怀疑的态度。
很快，站台上的人群开始陆续散开。布奇去哪儿了？站长办公室旁站着两个宪兵，正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们。布奇到底在哪儿？不一会，站台上只剩下我们这群美国人了。我正犹豫着要不要做主，把大家带离车站，去咖啡店等着，可我还没拿定主意，布奇出现了——身后跟着一个小小的金发姑娘，顶多不过六岁。
“这是奥德特(Odette)”他说，“她会带我们去该去的地方。”
“你在开玩笑吗？”我说着，仔细打量着这个六岁的“女间谍”。
“放心吧，她又不是头一回干这个。她老爸就是接线人，但他因患流感病倒了。”
“货真价实的秘密行动。”我说。
我们两人一组，间隔10米左右，跟着那孩子出了车站。走到街尾，她拐进一条狭窄的、两边净是小店铺的街道。我们跟在后面，费尽心思地假装随意——活像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游客。我回头一看，整整一个街区都是成双成对的蓝色贝雷帽。[1]
店主们卷起铁帘门，披着黑色披肩的妇女们挎着菜篮子，都注视着我们这支奇怪的队伍经过。人们纷纷摇头，啧啧称奇。快到街角的时候，一位妇女径直走来询问孩子是否出了什么事。奥德特吓得往后退，随即跑了起来。
“快跟上！”布奇喊道。我转过头去，整排贝雷帽开始上下晃动。突然，小女孩拐过了街角。
“别跟丢她！”布奇喘着气说。我加快了脚步，也拐过弯去——她却消失了踪影。我又跑了几步，停了下来。后面的人一下子挤成一团，个个都气喘吁吁。我们不知所措地站了一会，不知该往哪里走。街坊邻居们都被惊动了，既好笑又同情地看着我们。
“先生们，”那孩子的脑袋从马厩的门后探出来，“这边。”
“有点隐秘啊。”我边说边走进来。
“这游客当得真不错。”布奇把贝雷帽从他脑袋上摘下来，用它朝一匹愁眉苦脸的马屁股上拍了一下，说道。[2]
约翰·皮特：成为国际主义战士
译者注
1936年10月，共产国际决定组织国际纵队支援西班牙共和国，他们选择阿尔瓦塞特作为总基地。世界各地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志愿者聚集于阿尔瓦塞特，为西班牙的自由以及心中的理想信念而战。格罗斯曼所选的这段文字出自约翰·皮特(John Peet)的回忆录《漫长的征程》。
皮特是英国人，在十几岁时就加入英国共产党。他曾在英国皇家卫队服役，在布拉格教过英语，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二战结束后不久，他出任路透社驻西柏林首席记者，参与报道纽伦堡审判。1950年6月，他前往东德，继续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漫长的征程》封面，约翰·皮特著
图片来源abebooks.com
第十五国际纵队由英国军团、林肯-华盛顿军团（美国）和麦肯齐-帕皮诺军团（加拿大）组成。它的训练营位于塔拉索纳(Tarazona)，距离阿尔瓦塞特(Albacete)有20英里。[3]1937年9月，我和其他十五名英国新兵一起抵达，马上就开始了紧张的训练日程，因为前线的营队正迫切地需要储备力量。而由于我有所谓的军事经验，我成了临时的、没有薪水的初级士官。[4]
“和你的小队列队去军械库。拿起他们给你们的武器，能拿多少拿多少。”一个看起来很聪明的同事这样对我说。他穿着军装，肩徽上有一条银线——他是一名中尉。
“基地里的步枪就是一堆垃圾，所有可以发射子弹的东西都在前线了。但是，你至少可以向队里的小伙子们展示如何把机枪冲着敌人摆好。努力教会他们，伙计！”这个聪明的中尉是一名年轻的美国黑人，而这一点深深坚定了我的信念：我来对地方了。
一名黑人军官向白人士兵们下达命令——而这群白人里有来自苏格兰、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工人们，一名来自白教堂(White Chapel)的狂热学生，还有来自中产阶级的半个记者（指皮特自己，格罗斯曼注）——这是一种新式军队在此形成的确凿证据。这里，所有的战士都是真正的兄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一点可能看起来并没什么了不起；但在三十年代，它让人震撼。
总的来说，相比其他军队中的士兵，国际纵队的战士们战斗意志更加高涨。置身于西班牙内战的极端环境，那种每一刻都充斥着艰难与困苦的环境下，国际纵队的战士们时刻准备着战斗，甚至在必要时不惜牺牲生命。因为，他们完全坚信，他们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或至少要让这个世界别再变得更糟——而战斗。[5]
约翰·皮特是对的，这种状态在当时真的很轰动！大约有一百名非裔美国志愿者在西班牙战斗，他们身处美国历史上第一批黑白混编的作战部队之中，其中有些部队的指挥官还是黑人。有人写道：“在西班牙，我们凝聚为团结统一的整体，互相分享着香烟、水、毯子和口粮。虱子咬人时不分肤色，我们又为何要区分呢？”
白求恩：撤离马拉加
白求恩在西班牙内战中 | 图片来源：Wikipedia
加拿大医生亨利·诺曼·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是西班牙内战期间的传奇人物。他开创历史，首次在战场上实施输血手术，并组织创立了血库。数年后，他远赴中国，协助抵御日本侵略者，最终在一次手术中因感染而去世。以下是他撰写的关于撤离马拉加的报告，当时他正带着医疗队前往那里。
白求恩：《马拉加-阿尔梅里亚路上的暴行》
图片来源：openlibrary.org
成千上万名儿童在逃亡，我们数了数，其中不满十岁的就有五千人，至少一万人光着脚，许多孩子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衣。在距离阿尔梅里亚88公里的地方，难民们苦苦哀求我们不要再往前走了，因为法西斯分子就在后面。一路上，我们目睹了太多痛苦的妇女儿童，遂认为最好还是掉头回去，着手将这些处境最为危急的人员转移到安全之地。
要决定带谁走，实在是一件难事。我们的车被一群焦急万分的父母团团围住，他们张开疲惫不堪的双臂把孩子举到我们面前，他们的双眼与面庞因四天来的日晒和风沙而肿胀充血。这是一段长达两百公里的苦难之路。试想一下，整整四个昼夜，他们白天藏在山中，以躲避野蛮的法西斯分子的飞机追击，夜晚则挤成一股密集坚实的人流向前涌去。男女老少、骡子、驴子和山羊，都在一路呼号着失散亲人的名字。我们该怎么选择呢？是带走一个因痢疾垂死的孩子，还是带走一位母亲——她默默地注视着我们，眼神中流露出极度的哀伤，在敞开的胸前紧紧抱着两天前在路上生下的孩子。她停下逃亡的脚步，不过仅仅两个小时……许多老人索性放弃了挣扎，倒卧在路旁，等待死亡的降临。
接下来便是最后的暴行。在逃亡长路上，对手无寸铁的农民队伍进行狂轰滥炸还不算，更残酷的是在2月12日晚间——当阿尔梅里亚这座小港口挤满了难民，人口翻了一番；当精疲力竭的四万人以为终于寻得了一处安全的避身之所时——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分子飞机又对我们进行了猛烈轰炸。
在第一波炸弹落下前三十秒，警报才响起来。这些飞机根本没有攻击港口内的共和军舰船或军营，而是在城中心投下了十枚巨型炸弹，那里正是主街路面上难民们挤作一团睡觉的地方……
飞机飞过之后，我从路上抱起了三个死去的孩子。就在刚才，他们还站在那里排着长长的队伍……他们在等一杯罐装奶和一小点干面包，对于有些孩子而言，这已是他们数日来仅有的食物。[6]
注释
[1] 译者注：据前文交代，这些国际志愿者都按照组织要求买了贝雷帽，以显得更像旅游者。
[2] Albert Prago and Alval Bessie(eds.),Our fight: writings by veterans of the Abraham Lincoln Brigade,Spain,1936-1939,Monthly Review Press,1987.
[3] 译者注：第十五国际纵队于1937年1月在阿尔瓦塞特集结，由讲英语的志愿者组成。麦肯齐-帕皮诺军团名称来自于19世纪加拿大两位著名政治人物，分别是作为上加拿大1837年起义领袖的威廉·莱昂·麦肯齐(William Lyon Mackenzie)和下加拿大1837年起义领袖的路易-约瑟夫·帕皮诺(Louis-Joseph Papineau)。
[4] 译者注：约翰·皮特曾在学校毕业后加入英国掷弹兵卫队。
[5] John Peet. The Long Engagement :Memoirs of a Cold War Legend, Fourth Estate Classic House, 1990.
[6] Norman Bethune. The Crime on the Road Malaga–Almeria: Narrative with Graphic Documents Revealing Fascist Cruelty. Publicaciones Iberia, 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