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

“我要去，我一定要去！”

1935年5月25日，大渡河安顺场渡口，红一团一营的官兵们正在选拔强渡大渡河的突击队员。一名通信员冲到营长孙继先面前，哭着喊出了这句话。

彼时，中央红军正向北疾进，身后是穷追不舍的几十万敌军。蒋介石还在调集重兵在北岸布防，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将红军围歼于此。如果过不去河，中国革命的前途将不堪设想。

为了杀开一条血路，先遣队司令刘伯承、政委聂荣臻下达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强渡大渡河，为全军打开一条生路。

大渡河宽三百来米，水深流急，暗礁密布。河对岸是几十米高的峭壁，敌人一个营据守在那里，机枪、碉堡俯视着河面。谁都清楚，突击队打头阵必然是九死一生，但组建突击队的号召发出后，没有人犹豫，官兵们都争着抢着要去。

最后营长孙继先决定把突击任务交给二连。选定连长熊尚林、排长罗会明，加上几个班长、副班长等一共十六个人。二连这个通信员年纪小，按理说不算突击队的人选。可当要出发的时候，他突然哭着冲出来要求加入。孙继先被他的求战情绪感染便批准了。

南岸只有一条小船，容量有限，必须分两批强渡。嘀嘀嗒——！清亮的冲锋号声响起时，连长熊尚林等九名战士率先跨上小船，驶入激流。

岸上的同志们眼见着：小船在浪头里颠簸，密集的子弹擦着船员们的耳朵飞过，又在船边激起高高的水花，心里捏着一把汗。终于，船靠岸了！

敌军慌乱地把手榴弹和滚雷扔下来，队员们迎着浓烟和炸起的水花猛扑向渡口，贴着陡壁的死角往台阶上冲。

当第一船的战士们冲进碉堡和敌人厮杀时，木船已经在弹雨中折返。营长孙继先带着剩下的八名突击队员跳进船里，那个哭着争取上船的通信员陈万清就在其中。

坐在船上，大家拼命地划船，心里比在岸上时还要焦急。刚行过中流，一个战士的右臂便被飞弹打中，船底也被打穿漏水，紧接着一个浪头打来，船直往礁石上撞。紧急关头，突击队员们毫不犹豫跳下深水，站在礁石上用手推、用肩抵，硬是让船绕过了礁石。

当第二船到达对岸时，第一船的战士们正据守着工事应对敌人反扑。两船人会合，敌人很快被打垮，渡口被红军彻底占领了。

后来营长孙继先写文章回忆，说最使他难忘的就是那个通信员，可惜他记不起名字了。但在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十七勇士的名字被永远记下：连长熊尚林，排长罗会明，班长刘长发、郭世苍，副班长张表克、张成球，战士张桂成、萧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以及那个哭着争上船的通信员，陈万清。

回响

“安顺场边孤舟勇”——一个“勇”字，道尽了革命军人的底色。

这份勇，是发自内心的主动担当。这种争着去、抢着上的自觉，大渡河边的十七勇士如此，此后的无数个战场、无数次急难险重任务，也是如此。

军人的勇，源于一种比畏惧更重的力量——信仰。他们认定，这支队伍为之奋斗的事业，高于个人生命。当这种认定压过了本能的恐惧，勇气就出来了。从长征路上的十七勇士，到今天每一个冲进火场、跳进洪水的年轻士兵，支撑他们挺身而出的，是一脉相承的理想信念。

当然，这种品质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一次次训练、一次次任务、一次次集体熔炉中淬炼出来的。当“我先上”成为一种习惯，当“我要去”成为一种本能，这支队伍就有了在最危险关头顶得上去的底气。

时代在变，任务在变，但军人向险而行的忠勇初心从未改变。我们坚信，只要国家与人民需要，一定会有人挺身而出，主动扛起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