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近日，百亿碳信用骗局引发热议。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最近一项调查揭示，欧洲企业购买的部分中国碳信用来自并不存在减排效果或效果被夸大的项目。这些项目涉嫌虚假申报和数据夸大，骗取欧盟减排证书，涉及碳信用价值高达114亿元人民币。这场骗局再次暴露了碳信用机制的根本隐患：污染企业可以用一纸“减排证明”代替真正减排，而项目开发、核算和认证过程却常常缺乏有效监督。
当碳信用扩张到亚洲农村，问题则更为严重，不只是“减排量有没有造假”。本文翻译自GRAIN于2026年5月发布的报告《碳信用陷阱：亚洲农民面临的新风险》（The carbon credit trap: A new danger for farmers in Asia）【编者注：点击文末二维码，可查看英文版报告】。这份报告的重要价值在于把视线从交易市场转向农民、土地与农业生产，揭示碳信用项目如何以增收和应对气候变化为名，通过长期合同、土地权利转让、数字化监控和技术标准，控制农民的耕作方式，并把价格波动、碳逆转和项目失败的风险转嫁给农民。这份报告有力揭示了：碳信用并没有迫使污染企业减少化石燃料使用，反而把农田、森林和农民的劳动变成可供企业购买的“抵消品”，成为企业洗绿和农业资本扩张的新工具。
报告指出，“气候危机要求对企业主导的工业化粮食体系进行根本性改革，而许多小农户早已在实践真正的解决方案”。除了小农户，要抵抗企业主导的碳农业，还需要发展更广义的生态农业，并重新建设合作社、村集体和社区共有资源的治理能力。只有把土地制度、集体经济、公共技术服务和区域性食物体系纳入讨论，才能避免让小农独自承担农业转型的成本，并形成足以对抗大型农业企业和碳市场的社会力量。
7月4日（周六）晚19：30，我们将邀请在GRAIN亚洲项目组工作的林志光老师做客诚食讲座，探讨在农业碳汇深入亚洲的背景下，农民及我们大家需要知道什么，敬请期待。
翻译 | 子夜、缇戈、杨文、小喷
校对 | 侯泠
责编 | 惊雷
排版 | 净怡
图片来源：绿色和平
碳信用公司人员及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伙伴正在亚洲农村四处游说农民加入他们的项目。他们声称，只要参与这些项目，就能帮助解决气候危机，还能赚钱。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农民务必认清，参与这些项目存在严重的风险与隐患。
农民插画 | 图片来源：原报告
一、碳信用“馅饼”还是陷阱？
亚洲农民面临的新危险
碳信用项目盯上了亚洲农民，以增收和应对气候变化等虚假承诺诱使农民失去对土地和耕作方式的自主权。
农业确实可能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尤其是在大量使用化学农药、化肥及毁林开荒的情况下。但农业也可以从大气中吸收碳并储存在土壤中，比如，采用生态农业的小规模耕作方式，既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又能从大气中固存部分碳。因此，小农组织认为，农民能帮地球降温。
但是，如果农民减排和土壤固碳的努力并没有真正用于应对气候危机，而是被用来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公司逃避自身减排提供正当理由呢？
全球各地，企业正争相圈占农田，用于所谓的“减排”“固碳”项目。他们宣称，这些碳储量可以被量化，并以“碳信用”的形式出售给其他公司。购买了“碳信用”的公司就可以标榜自己正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即便事实并非如此。企业无需减少化石燃料使用，只需购买信用额度即可。
这些碳信用项目形式各异。有的将农民赶离土地，建人工林；有的与小农户签订合同，要求他们按特定方式耕种作物、植树，或改变放牧方式。
碳信用一直备受争议——许多专家认为，这不过是让企业逃避减排责任的骗局。多年来，关于碳信用的丑闻层出不穷：一些项目开发商夸大其固碳或减排量；另一些项目则损害了当地社群利益，或未能兑现向农民和社区承诺的收益。尽管如此，全球碳信用市场仍在持续扩张。
亚洲的农田已成为碳信用项目的重要目标。亚洲产出的碳信用额度已超过全球总量的一半，其中东亚占亚洲总量的一半，南亚占31%，东南亚占12% | 图表来源：原报告，由AI翻译
亚洲各国政府正加紧建立统一的碳信用市场及国际合作机制，这使得新加坡和日本等国家能通过让本国企业购买海外碳信用额度来宣称实现了本国的减排目标。
如今，成千上万受气候危机影响最严重的亚洲农民正被要求加入这些项目。他们往往被迫交出世代耕种的土地，并在未来数十年内改变耕作方式。
预计到2030年，亚洲每年产生的碳信用
价值将接近100亿美元 | 图片来源：原报告
二、亚洲农民正面临哪些类型
的碳信用项目？
亚洲企业和政府正在推动多种碳信用项目，以利用社区土地来产生碳信用额度。
第一类：声称通过防止毁林来减少碳排放的项目（即所谓REDD+）
森林能吸收大量二氧化碳，但遭到砍伐或破坏时，会释放出大量温室气体。所谓REDD+（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造成的排放）机制，就是由企业或政府出资保护森林，以换取碳信用额度。
然而，这些项目究竟在防止什么样的毁林呢？事实上，此类项目很少针对毁林的真正元凶，如伐木业、大规模工业化农业和种植园经济，而是把矛头对准传统农业，尤其是刀耕火种式的轮耕农业，把森林减少的责任推到农民头上。因此，大多数REDD+项目对本地社区施加严苛规定，限制农民依靠森林进行的生产与生活活动，如农耕、采集、狩猎、捕鱼、放牧，或为建房、烧炭而砍伐少量树木等。
在柬埔寨，一家人权组织揭露，“南豆蔻山脉（Southern Cardamom）”REDD+项目强制驱逐原住民冲族（Chong）居民，并以他们在传统土地上耕种和采集为由对其发起诉讼。虽然抗议活动促使该项目于2023年暂停发放新的碳信用额度，但在此之前，此项目已售出了2860万个碳信用额度。
案 例
除了陆地森林，针对亚洲沿海湿地上红树林带的碳信用项目也在迅速增加，亚洲有近6.28万公里海岸线，是各大洲之最。这些项目常将沿海区域划为碳汇保护区，而这些地区是当地居民世代用以获取食物、木材和收入的来源。
例如，泰国政府于2022年与17家公司签订了碳信用协议，包括PTT全球化学公司（PTT Global Chemical）、泰国石油公司（Thai Oil）和壳牌泰国（Shell Thailand），把泰国南部7000公顷红树林交由它们接管。协议把森林产生的全部收益专门划给公司，同时禁止当地社群进入该区域。
2023年以来，泰国已有超过3.4万公顷的红树林被登记为碳信用资产。一些社群偶然发现自己的红树林已被纳入国家碳信用登记系统，而政府事先并未告知他们。随着大片土地被划为红树林碳汇区，村民们担心他们与政府之间发生土地权纠纷的风险正与日俱增。
第二类：要求农民在自家土地上植树
另一种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的常见做法是植树造林。树木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种植的树种可以是经济林木、果树，或二者结合的农林复合经营模式（agroforestry）。
这类项目要么大规模圈地种植人工林，要么与社区或农户签约，要求他们在自有土地上种树。按照这些合同，农民必须将其土地中储存碳的专有权交给公司，并承担长达数十年的种树和护林义务。许多此类项目成为依赖单一树种的种植园（monoculture plantation），而非真正的森林。这些种植园往往不顾及原有生态系统和传统土地利用方式，不仅破坏了生物多样性，也无益于野生动物栖息或社区生计，所种树木还极易受到病虫害侵袭。更糟的是，项目还常常引入桉树（eucalyptus）等速生外来树种，这些树种通常消耗大量水资源，反而会加剧气候危机。
第三类：以固碳的名义，要求农民采用特定耕作方式
多年来，农业综合企业一直在推广工业化农业模式，破坏土壤有机质，并向大气中释放大量碳。如今，正是这些公司——如拜耳（Bayer）、嘉吉（Cargill）等种子和农化巨头——又转身推出所谓碳项目，声称要通过新的耕作方式（如免耕、覆盖作物、间作、化肥精准化等），帮助农民增加土壤碳储量。
为实现这一目标，农业综合企业与科技巨头联手，通过数字化检测系统量化土壤固碳值效果并监测农民是否遵守规定。参与项目的农民必须签订合同，并在公司推出的数字应用程序上注册。通过这种方式，企业掌控了农民的决策权，把他们绑定在一整套碳农业生产模式中，鼓励甚至迫使他们购买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本质上，此类碳农业项目和数字平台是为单一作物的工业化农业体系设计的，与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农业毫不相容。
例如，Grow Indigo公司近年来在印度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推出了一个“再生农业”土壤碳项目。该项目要求农民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采用一整套耕作方法，包括作物秸秆管理、激光平地（laser land levelling）、免耕种植和轮作等。Grow Indigo是印度种子农化公司Mahyco与美国科技公司Indigo Ag的合资企业，其项目现已覆盖印度40万公顷以上土地。
案 例
另一类新兴的土壤碳项目推行轮牧（rotational grazing），要求将牛羊等反刍动物定期转移到不同草场放牧，给退化的草地以恢复时间。在中亚地区，此类试点项目越来越以牧民们共有的土地为目标。然而，硬性规定的轮牧时间表有悖于传统的游牧方式。后者依赖牧民的经验，根据天气变化灵活转场。结果是，当地民众可能丧失季节性迁徙所需的土地使用权，也失去关键的水源
第四类：要求农民在水稻种植中减少甲烷排放
在亚洲，水稻种植已成为企业和政府发掘碳信用的重点领域。全球水稻种植面积超过1.5亿公顷，约占农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9%至11%。稻田排放的主要是甲烷而非二氧化碳，因此相关项目的重点放在减少甲烷排放，而非增加土壤的碳储量。稻田之所以产生甲烷，是因为低地水稻传统上一直采用持续灌溉种植。这些项目声称，通过将持续淹水改为“间歇灌溉”（即周期性排水和重新灌水），可以减少甲烷排放。
数据显示（见下图），水稻碳项目在亚洲农业碳市场中占绝对主导地位，为已注册项目和已发放碳信用额度的53%。中国和印度仍是亚洲水稻碳信用的主要供应国，而其他主要稻米生产国也正积极进入这一市场。例如，2024年12月，巴基斯坦公司NetzeroAg首次发放了甲烷减排碳信用额度。NetzeroAg及其子公司Rice Partners Pvt Ltd是巴基斯坦的主要稻米出口商，与玛氏食品（Mars Food）和Matco Foods都有商业合作。
亚洲农业碳信用项目
图表来源：原报告，由AI翻译
三、碳信用项目不是气候解决方案
所有碳信用项目的核心逻辑，都是便于企业把减排责任转嫁给他人，从而逃避自身减排，因此该机制极具争议。许多科学家指出，碳信用建立在一种虚假的等式之上（见下图）。此外，碳项目还必须证明一个本就无法证实的前提：如果没有该项目，农民就不会主动采取增加固碳的做法。事实上，许多农民在没有任何碳信用项目介入的情况下，就自发转向了生态农业或在自家土地上植树。以植树造林为例，碳信用项目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没有它们，就不会有更多树木。然而，森林自然再生通常比人造林项目能形成更多样化的生态系统，并以更低成本实现更稳定的固碳效果。
图表来源：原报告，由AI翻译
在亚洲，水稻种植仍主要掌握在小农户手中。各类水稻碳信用项目和其他农业碳信用计划，往往成为大企业“洗绿”（greenwashing）的手段，使其得以将自己包装成应对气候危机的领军者。像石油巨头壳牌（Shell）这样的污染企业，就从亚洲的水稻碳项目中购买碳信用，以此虚假宣传其化石燃料产品对气候无害。
与此同时，拜耳/孟山都（Bayer/Monsanto）、先正达（Syngenta）和正大集团（Charoen Pokphand）等大型种子、化肥和农药公司，都在利用亚洲的水稻碳项目和其他碳农业项目，诱使农民购买其产品并将农户更紧密地绑入企业的供应链中。例如，其推广的间歇灌溉（AWD）技术虽然被宣传为减少甲烷排放的方式，但也会增加稻田杂草生长。与传统持续灌溉通过水层自然抑制杂草不同，干湿交替灌溉往往加剧农民对除草剂或其他控草产品的依赖。这些公司还鼓励农民使用适合直接播种的杂交水稻品种；与传统品种不同，杂交品种的种子无法留到下一季使用，必须每年重新购买。因此，所谓“碳农业”不过是为跨国农企财团扩张工业化农业模式提供了又一个工具——这一模式本身就是气候危机的罪魁祸首，贡献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37%。
水稻碳信用项目和其他农业碳信用计划，往往成为大企业“洗绿”的手段，使其得以将自己包装成应对气候危机的领军者 ｜图片来源：原报告
四、碳信用项目的设计目的
是让公司获利，而非让农民受益
碳信用项目通过不透明的合同、数据收集及长期掌控农民的土地和生产决策，将企业利润置于首位。
碳信用项目收入分配表
图表来源：原报告，由AI翻译
农民收益无保障
公司以更高收益为诱饵吸引农民参与碳信用项目，声称农民不仅能分享碳信用销售收入，还能通过采取新的农业技术降低种植成本。然而事实是，项目合同规定：公司先扣除自身分成（通常为20%-30%），再扣除各种开支，包括员工工资、顾问费、行政管理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剩余部分才可能分配给农民。农民不仅无权决定项目开支如何分配，而且相关费用计算通常缺乏透明度，完全由公司决定。
此外，农民的最终收入还取决于碳信用出售时的市场价格，而全球碳市场价格波动剧烈，实际价格往往远低于公司在推销项目时所宣称的水平。因此，最终结果可能是：农民从碳信用销售中获得的收入，可能还不够他们履行项目要求付出的成本。
案 例
在印度哈里亚纳邦和中央邦的一个碳信用项目中，99%的农民没有从碳信用销售中获得任何现金收益，许多农民反映作物产量反而下降了。毫不意外，超过四分之一的农民在项目第二年之后就退出了。某些情况下，农民获得的回报甚至不是现金，而只是公司提供的化肥折扣或培训。
采集农户数据与收入信息
碳信用项目高度依赖数字技术。农民要参与项目，首先需要通过手机应用程序注册。项目开发商还会在农田里安装数字传感器，并利用遥感卫星收集数据、监测农民的耕作行为，以验证土壤中的碳储量。在许多情况下，项目开发商本身就是大型农业企业，或者与这类企业有合作关系。不少碳汇应用程序又与这些企业销售种子、农药和化肥的数字平台相互连接。
例如，全球最大的种子和农药公司拜耳于2023年推出了一项名为“优质水稻联盟”（TGRA）的碳信用项目。该项目覆盖印度11个主要水稻生产邦，已有一万多名农民采用直接播稻种植和间歇灌溉来减少甲烷排放。参与项目的农民必须在拜耳的FarmRise数字平台及FieldView等数字工具上注册。拜耳与科技巨头微软合作，由微软存储和处理全部数据。拜耳的数字平台不仅收集甲烷排放数据，还会影响农民的生产决策——种什么、投入什么资源、怎么销售农产品。在“优质水稻联盟”项目中，农民被引导购买拜耳的杂交水稻种子并使用其除草剂。
同样，钮崔恩（Nutrien）、先正达等大型种子公司也积极参与碳信用项目。除了要求农民改变耕作方式，这些公司还推广专门为碳信用项目培育的转基因品种和杂交种子。这些品种通常被设计为有更强的固碳能力。农民一旦参与此类碳信用项目，实际上也被绑定到这些公司的种子和化肥农药等体系之中。
图表来源：原报告，由AI翻译
农民丧失对土地主权的掌控
部分碳信用项目通过企业直接购地或通过特许权控制土地，但很多项目要求村民签署合同，将土壤中碳储量的权利授予企业或地方政府。这些合同常要求农民在未来数十年内持续种植和维护某种树木或其他指定作物，农民实质上被剥夺了土地主权。
在云南省，当地林业局与两家公司合作实施一项覆盖超过11000公顷的造林碳信用项目。为了从村民手中集中土地，林业局要求各村委会签署协议，授权其全权负责项目所有决策。结果，土地使用权从村集体流转到了地方政府和外国公司手中，期限长达60年。一旦发生纠纷，农民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因为届时当地政府已不再是中立的调解方。
这一趋势正在全球蔓延。在坦桑尼亚，大众汽车公司开发了两个土壤碳信用项目，覆盖约两百万公顷马赛人（Maasai）牧场，合同期限长达40年。当地社区表示，项目协议是在缺乏正规法律咨询和本地语言翻译的情况下签署的。虽然项目并未涉及正式的土地出售，但实际上社区已经丧失了对土地的控制权和使用权。这一案例引发了原住民群体的强烈抵制，促使他们呼吁暂停所有牧区碳信用项目。
农民为碳信用项目付出代价
通过碳信用项目储存在土壤中的碳并不稳定，随时可能因自然灾害、极端天气，或土地用途变化、耕作等人为因素而重新释放到大气中。这一过程被称为“碳逆转”（reversal）。
大多数碳信用项目会预留一部分碳信用额度作为风险缓冲池不予出售，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碳逆转。这部分缓冲额度通常约占项目发放信用额的20%。这意味着农民至少无法从这20%碳信用额度中获得任何收入。此外，在大多数项目中，农民还需对其土地上发生的碳逆转承担法律和经济责任。如果其土地上发生火灾或其他活动导致碳重新释放到大气中，农民可能需要退还已收到的款项。通常情况下，农民必须在其土地上防止此类碳逆转发生长达40至100年之久！
案 例
碳汇开发商自身出问题时，农民同样得不到补偿。2020年，随着碳信用价格上涨，多家公司在中国启动了数百个水稻碳信用项目以牟利。然而几年后，媒体报道曝光了这些公司如何利用“会计把戏”（accounting tricks）夸大减排效果。负责认证这些项目的美国公司只能撤销已发放的碳信用额，并中止了另外200个项目的认证程序。
此后，该认证公司停止使用这一有问题的水稻碳汇核算方法。项目开发商强制农民改用另一种种植技术，而此前按照旧方法计算的碳信用额也被重新核算，导致预期收入落空。在其他已终止的项目中，农民此前为参与项目而投入的灌溉设备和自动化机械等成本也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五、农民正在采取哪些措施
保护自己？
各地社群并没有保持沉默，任由企业以碳信用项目之名侵占其土地。他们正在通过法律诉讼、集体行动和公共倡议等方式，抵制这种新的土地掠夺形式，并要求以行之有效的方式解决气候危机。
肯尼亚
在肯尼亚，165名村民提起了诉讼，促使法院最终裁定肯尼亚北部草原碳项目旗下最大的两个保护区违宪，这促使美国认证机构暂停该项目以待审查。同年，卡贾多县村民针对另一土壤碳项目的抗议活动导致该项目也被暂停，并阻止了一份覆盖6.8万公顷土地、为期40年的扩建租约签署。
马达加斯加
在马达加斯加，跨国公司Tozzi Green强占伊霍罗姆贝高原的社区土地用于植树以出售碳信用额。当地牧民社区和土地权益组织Collectif Tany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投诉该公司驱逐村民并破坏环境，并向负责该项目认证的公司提交联名信，要求Tozzi Green公司撤出并将土地归还给社区。此外，村民成立了一个组织，向居民宣传碳信用项目的弊端。
印度
在印度，国家农业与农村发展银行与荷兰合作银行在卡纳塔克邦招募了3500名农民种植庄稼和芒果树以赚取碳信用。当地芒果种植者协会报告称，多数农民并不了解什么是碳信用。卡纳塔克邦农民协会反对该项目，批评其本质上是将自然变为商品，而农民被要求为了企业利益承担管理和维护成本。
巴西
在巴西举办第3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0）前夕，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原住民、非裔社区、农民和渔民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反对碳市场机制，并列举了80多个土地交易案例，证明其加剧了社区流离失所和土地流失问题。
美国
在美国，食品、农业、原住民和气候倡议团体等组成联盟，旨在阻止国会通过促进土壤和森林碳抵消项目的农业法案修正案。通过社区动员和向国会议员申明情况，该联盟主张直接支持那些已通过现有生态农业实践和轮牧等方式应对气候变化的农民和牧场主。
六、寻求应对气候危机的
真正解决方案
气候危机要求对企业主导的工业化粮食体系进行根本性改革，而许多小农户早已在实践真正的解决方案。例如，在中国和东南亚长期存在的鸭稻鱼共生等传统农业模式，不仅能改善稻田通气条件、减少甲烷排放，还能控制杂草生长，无需依赖有毒农药。在印度，农民持续保存和种植数千个水稻品种，拒绝依赖化石燃料的杂交品种和转基因种子，以减少农业对气候的影响并保护生物多样性。亚洲小农户依托世代积累的智慧，通过轮作和农林复合等方式保护土壤并增加碳储存。我们必须警惕那些继续推广妨碍真正气候行动、让农业跨国企业从中获利的虚假解决方案，农民应拒绝碳市场项目。因为这些项目不过是企业“洗绿”的工具，并非应对气候危机的真正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