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9日，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外国哲学教研室举办了一场以“人工智能时代的智育-治愈”为主题的跨校、跨学科方向的教学研讨会，本次活动由外国哲学教研室主任王惠灵副教授主持。在“智育”与“疗愈”的双重思路下，我们看到，哲学教育不再仅仅是一门培养哲学从业者的专门学科。哲学咨询倡导的哲学的生活方式也将为高质量精神生活的共建提供一个哲学的参考方案。一方面，哲学有可能、也有必要下沉到基础教育并扩展到高质量精神生活的追求者群体中去；另一方面，教育工作者需要发挥更多“想象力”去应对教育难题。参与活动的线上嘉宾四川大学梁中和教授与现场嘉宾美国肯庸大学萧阳教授同时也兼任华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以下为现场讨论的部分内容。

AI对哲学教学实践的“突袭”

王惠灵副教授（以下简称“王”）：中国高校近期在陆续开展研究生和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工作。不同以往，今年的毕业论文浮现出了一个普遍问题——AI率严重。一方面是人工智能时代对人类智力活动的大面积侵袭，另一方面是超链接时代对人类交往模式的无限加持，作为教学双方的老师和学生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么，在势不可挡的AI面前，哲学群体是否会受到影响？

梁中和教授（以下简称“梁”）：我在成都做一些哲学疗愈的工作。所谓哲学疗愈，其实背后就是哲学咨询。说白了还是咨询，不是“治病”。如果有一个独立人格，再有敢于批判的精神，在相对经常的思考中培养出一种能力，哪怕养成一种习惯，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他当然就治愈了。不同年龄阶段的智育和治愈的含义都还有差别。对青年而言可能是一个启蒙，是建立稳定思维的过程；到了中年是解决生存危机、生活困顿，抵抗生命力的疲乏；到了中老年可能是一个安顿生命的释然过程。

AI对我主持的哲学疗愈活动几乎没有影响。以近期在成都开展的“哲学疗愈”系列读书班为例，得益于作为领读人和学术顾问的青年学者、学生以及读者群体的不断加入，本届读书班在成都10个空间同时进行。大家会自觉放下手机，全神贯注地拿着书读，现场思考、现时表达，面对面交流。隐去了社会身份，大家不会因为虚荣心而相互攀比，也不会为了分数而刻意表现，反而说出了更多真实想法。我觉得哲学活动很神奇，甚至丝毫没有受到AI影响。

王：读者群体在哲学读书班上暂时告别了手机，那么哲学专业学生对智能手机和人工智能（AI）是否带有某种自觉的防御意识？

梁：现在的年轻人几乎都在用AI。如果你让他提交电子版作业，那么大概率他会使用AI；有些外专业的学生甚至全盘用AI来应对作业。论文写作的AI问题更明显。在刚刚结束的硕士论文开题和本科论文答辩，就发生了“AI造假”的情况，主要体现在文献的“编造”。虽然“AI查重”提供了技术检测，但我们也不能光靠“防”。上学期研究生的方法论课，我花了前4周来指导学生如何利用AI辅助学术，特别是在文献综述和文本翻译两方面。

在文献检索方面，AI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而且不同AI各有所长。事实上，在学术翻译方面，AI也已经非常好用。AI初步翻译，再由专业人员校订，大多数的学术文献都可以为读者和作者所用，这是一个进步。也就是说，未来二手文献的学术翻译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鸡肋。一套所谓标准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译本甚至会取消。我们不再依赖任何译本，而是用AI工具去检验所有译本。除了文本翻译和材料分析这些方面，论题选择的文献梳理这块AI也很好用。但AI无法替代真人的创造性，它只能提供一些意见。一旦丧失主动性，完全被AI引导，对人将是非常麻烦的事。

王：学生对AI的不得当使用，是否会引发新的不公平竞争？

梁：对于一些中低段初级使用者，比如应付作业的学生，AI反而会给他们造成一种“自卑感”。学生可能比不上AI的文献阅读量、思路的清晰度、论证的严密度，这很容易令初级使用者受挫。所以一旦大家习惯使用AI，可能还没等到竞争就会“劝退”很多人继续做学术研究。

王：面对这种复杂形势，老师该采取怎样的考评方式？

梁：我推荐“半闭卷当场手写”。这种方式对初始者是一种比较合适并友好的起步方式。特别是低年级同学，可以带课上用的原典、教材，哪怕是工具书，只要不带手机和电脑，“硬写”的考核方式还是公平的。

王：AI的出现，对于哲学从业者是一个好消息吗？

梁：我觉得AI是一把“双刃剑”！就好像“自然劝退”这件事，如果没有十足的信心，那么进入这个专业领域的人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精华。这倒也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本来人就越来越少，从事学术的人自然会越来越精简。

王：AI会影响未来的就业走势吗？

梁：哲学系学生的就业面可以更宽，比如和AI结合，去AI大厂或游戏公司，甚至还可以自主创业，比如进入社区生活，主持哲学疗愈，哲学教育进中学。未来的可能就业会往这些方向扩大。至于AI能不能在哲学普及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我想可能会有一些，但它需要一些专业人士来辅助。至少目前这个阶段，哲学的学生也好，老师也好，还是可以借用AI来做很多事情。但能够在哲学学习中长期坚持用AI辅助的人，可能相对还比较少。

萧阳教授（以下简称“萧”）：我从与梁老师想法吻合的地方讲起。我和在美国大学的同事最近一段时间也在讨论“该如何考试”的问题。哲学考试一般都是出一些题，然后要求学生以论文的形式来回答。我们的第一个结论是不应该像美国当年修宪那样加入“禁止饮酒”一条。现在大家在AI上是有共识的；我的同事没有一个人说应该“禁用AI”。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大家都在琢磨，就是口试+笔试，闭卷手写、允许带书。当然口试也有弊端，它只适用于体量小的班级，而且口试标准很难定；太多是当时印象，再看记录稿往往会有出入，所以手写是最好的办法。

智育和疗愈：教育突围的想象力和“AI病”的解药

王：高校师生以及科研工作者对作为超级智力工具的AI，从相对保守的态度走向了逐步的审慎试探。无论是高质量人才培养，还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健全的人，未来的大学教育究竟会怎样？

梁：我猜想未来的整个大学教育体制可能会彻底改变。从基础教育的突破性尝试来看，比如清华附中已经开始做定制化的AI助教。通过AI检测，发现每个学生的短板，针对特殊需求，定制专门课程，取消年级和班级，完全走读，就像大学一样拉通选课。也就是说，即便13岁，却达到了高三水平，那你完全可以在相应时间到指定地点去上课。相比而言，如果我们在AI的帮助下完成大学课程设计，同样也可以实现选课自由。

萧：我觉得梁老师说的这个走向是对的，我们应该都往这个方向走，但更关键的是如何创造性地把AI当成一个好的工具来改进我们的教育。针对之前提到的“禁酒令”，我提出过一个带有创意的方案——开设红酒“鉴赏课”。在美国18岁可以开车，但喝酒要到22岁，所以衍生出了很多地下酒馆，导致大学生因酗酒而引发的悲剧。读书期间的大学生还不满22岁，所以他们会以尽快醉为目的，偷偷喝酒，通常是喝烈酒。品酒的例子可以拿来与AI问题做一个类比。酒的目的不是醉人，品酒也是在了解不同的酒文化。就如同酒，AI也是把“双刃剑”，我认同梁老师的说法。在考试以及上课这些方面，我们显然缺乏想象力；我们要找到更有想象力的办法来充分利用AI，用它来做更好的哲学。

周振权教授（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以下简称“周”）：在传统的哲学课堂上，老师给学生讲解哲学的基础知识。但向AI提问后，它总结的知识似乎比老师，甚至比教科书集合的知识更丰富、更全面、更前沿。课堂上再面对学生时我不免会问自己，我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据我了解，美国也在训练“AI哲学家”的智能体。如果未来真的进化到这一步，哲学家本身被AI“复活”了，那么哲学教育这批工作者到底还有什么可做的？

萧：AI有可能给出特别不错的总结，但不太会应对“未知”情况。不妨举一个例子。我很欣赏戴蒙德（Cora Diamond），她是我认为现在最有意思的道德哲学家。她有篇文章《吃肉和吃人》（“Eating Meat and Eating People”, 1978）是对辛格（Peter Singer）最好的批评。辛格曾经在国内做了一个25个城市的巡回演讲，我觉得他在中国的“流毒”太深了，需要用戴蒙德来解毒。我曾经用好几个AI来总结辛格的问题，但就是没法总结出戴蒙德发现的那些微妙之处。当然，戴蒙德的文章很难读，我给国内很多做动物伦理的学者推荐过；他们也觉得不同意辛格，但是不知道如何来批评。所以我觉得AI还是不能处理一些特别微妙的文本。还有一位剑桥的女哲学家奥尼尔（Onora Sylvia O’Neill），她在动物伦理方面的著作曾遭到缺乏论证的质疑。戴蒙德在一篇文章（“Anything But Argument？”, 1982）中回应指出：“难道我们就只剩下论证了吗？”分析哲学家解读柏拉图的文本，往往看不到其中的隐喻，还会忽视人，因为他们只关心论证。我觉得AI有可能也会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旦涉及文学上特别微妙的技巧和策略，AI有可能是处理不了的。因为你需要像文学批评家一样，对这些东西特别敏感才行。

哲学不应该只由论证来组成。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有种洞见，大概是说“能够总结的哲学不是哲学”。在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理解中，“哲学是一种活动”。像周老师在课堂上跟学生在那里一来一往的对话，让大家看见你如何做哲学思考这件事本身可能更有意义。不同风格的老师做着不同的哲学，AI应该是取代不了的。

周：您的观点是，以个性化的风格“在做哲学”是AI给不了学生的东西？

萧：大语言模型的基本原理大家都知道，它在大数据中通过深度学习能够很好地预测下个词是什么。一旦面对的是“一套别的语言”，AI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按德勒兹德的说法，“哲学是发明概念的艺术”。假设你发明了一个新的概念，那我觉得AI显然只可能重复你。

周：如果按照德勒兹的说法，哲学活动应该是概念的提出和创造，而这是AI取代不了的，那么也就意味着以后的老师在课堂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其实还是会被AI取代？那我们的压力更大啦！

萧：你说的是对的。如果只是对前人知识的总结和重复，这么一个工作交给AI也可以。就像梁老师也提到的“精英化”，你等于加了一个“更加精英化”。哪怕需要更加精英的人做更有创造性的哲学，但我依然认为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工作者还是应该有他们的地位。因为看见一个活生生的人在那里做哲学这个活动，这件事本身它不一定有创造性，但也很重要。

回到梁老师做的事。有一些人在那里跟你一起过城市生活，成为哲学老师的朋友这件事情也很重要；老师跟学生以及学生之间发生的事是没法取代的。梁老师在做的活动不但跟AI没有关系，反而是“AI的解药”。

梁：我个人认为本科阶段其实不是为了培养哲学家，而是陪伴18到23岁的孩子共度精神成长的一段历程。所以我们在上本科课时就不需要以培养拔尖哲学家的方式去教授，主要还是“以肉身为载体的精神陪伴”。无论学识谈吐、气质样貌，还是生活状态，都是从老师这个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有“活人感”的人才会对活人有激励作用。哪怕AI再会说话，你会发现它还是慢半拍，有点傻乎乎的。人在对话时，双方的肢体和表情都是同步发生的，AI做不到这些。

萧：我们要成为思想的朋友或者是梁老师说的“精神按摩师”。事实上，我的学生中大部分并没有继续做哲学工作，而是做律师的最多。我的解释是，他们在做哲学专业学生的过程中，知道了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和意义所在。他们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工作都特别无聊，但做律师还有一种智力上的挑战，所以这跟“治愈”也联系上了。有挑战性这一点对“智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那些最后去做律师的哲学毕业生，不但能在考验智力的同时对抗无聊，还能在胜利中获得令人满足的金钱回报。

张海燕副教授（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我非常认同以上观点。哲学不只是一种纯粹的论证，也并非只针对哪个特定时期。今天AI出现也好，哪怕AI出现以前，我们也有其他搜索方式，比如百度百科，抑或谷歌。虽然如今情况变得更复杂，但这个问题可能一直都有。哲学教育非常重要的一面，就是我们需要亲身与学生共在，实时引发学生的问题及其兴趣。

宋金时老师（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我现在有课堂，也有读书会。在课堂进行知识性介绍，很多学生表现不出自己有问题，互动也非常少，你去跟他互动也很困难。但在读书会上，大家会慢慢进入状态，说出自己的理解，表达自己的感受。就我自身经历而言，读书会不但有助于交流，还会建立起更长久的友谊。

张赫原老师（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其实我以前会比较排斥AI，尤其是那些技术性的东西。我觉得做笔记、看纸质书是一种比较舒服的方式，也比较珍惜这种传统的方式。但现在我也在接受AI；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在一个陌生的领域快速入门。有时我还会和Gemini讨论我比较熟悉的话题，比如雅斯贝尔斯。我发现它会有意把我带入雅斯贝尔斯的语境，用他的话术来安慰我，也就是说AI 会有“信息茧房”的局限性。

在座同学：即便有总结的知识，但“哲学基本功”还是得和老师一起练。面对同样的材料，我们学生也只是记住，而老师能发现其中的问题。全是文字的PPT不但没有美感，而且还没有和他人交流的诚意。如果老师上课把这个东西拿来重复一遍，我真的会在课上干别的事。因为没有“活人感”的老师无法让我看到自己未来可能成为的样子。我很喜欢听老师讲自己的经历，因为那些“真话”让我知道自己在这条路上会遇到什么。至于单纯的学习知识，无论是老师读的PPT，还是AI总结的知识点，我们可以“速通”。我们只需要把资料很简略地概括一遍，再提炼一遍，然后把它背下来，就可以应对考试，而不需要花上一整个学期的时间。我为什么要去听一门课？就像去通关这个游戏。事实上，游戏的体验可能才是我继续“通关哲学”的原因。

来源：王惠灵 整理